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如今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围绕邓小平是否参加了遵义会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1958年11月2日至5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到贵州视察指导工作。11月3日下午，邓小平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在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陪同下，专程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邓小平不停地向随行人员讲述当年的情景，对遵义会议在哪间房召开，他坐在什么位置，都记忆犹新，他说：“会议室找对了，我就坐在那个角里。后面原来是蒋家大院，大家都住在那里，现在没有房子了。那个院子的结构复杂，是几进的院子。” 邓小平视察遵义 邓小平看到会议室外走廊上檐下柱间和拱券及柱顶用垩土堆塑的各种花卉，又回忆说：“这个地方原来好像很宽，有一次就在这里摆一张地图，几个人研究怎样往四川走。现在觉得窄了！” 随行的记者和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把邓小平回忆的这些重要史实都记了下来。11月13日，《贵州日报》专门报道了邓小平这一次遵义之行。 殊不知，邓小平的这番话引起了不小的风波。原来，1955年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部开放、1957年正式开放时，纪念馆的同志不知道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因而遵义会议会址内的辅助陈列室里，没有把邓小平列入会议出席者名单。 遵义会议会议室 对于邓小平的现场回忆，陪同参观的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孔宪权曾私下询问过杨尚昆。杨尚昆当年以红三军团政委的身份参加了遵义会议，他回答说：“我回京去查查有关档案资料，再回答你们。” 在此后大约两年的时间里，遵义会议纪念馆曾数次致函杨尚昆，询问查阅结果。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请中央档案馆查找遵义会议原始文献，查到了一份“未署名的文件”（上世纪80年代初，这份“未署名的文件”确认是陈云手稿，后收入《陈云文选》第一卷），这份标题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的“未署名的文件”在提到遵义会议参加者时说： 当红军占领遵义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行开幕，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林彪、聂荣臻）、彭杨（彭德怀、杨尚昆）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李富春）及刘参谋长（刘伯承）都参加。 由于该文件中没有提及邓小平，1959年5月28日，中央档案馆给遵义会议纪念馆复函说，“关于参加遵义会议都是哪些人的问题，我们在中央档案中未找到正式可靠的文件”，至于这份未署名的文件，“只能供参考之用”。此后遵义会议纪念馆按照“未署名文件”的说法，挂出了18张会议出席者照片，没有挂邓小平的照片。 上世纪60年代，原红二、六军团民运部长李立任贵州省省长，他非常关心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建设。有一次，遵义会议纪念馆负责人问李立邓小平是否参加过遵义会议，李立当即回答说：“他（指邓小平）本人都说参加了，还去哪里调查？他本人的谈话，不就是活档案？” 不久以后，遵义会议纪念馆便在遵义会议参加者的名单上加上了邓小平。1965年，遵义会议会址经大维修后重新开放，纪念馆在会议室的正壁上，挂出了参加遵义会议而且又是中共八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的照片。 1966年“运动”爆发后，邓小平被打倒了。此后遵义的造反派联络到遵义串联的外地学生，到遵义会议纪念馆抄出1959年中央档案馆给遵义纪念馆的复信。在那黑白颠倒的岁月，这一新发现的“罪状”无疑为批斗邓小平提供了一枚重型炮弹。造反派污蔑邓小平“篡改历史，硬将自己塞进遵义会议”，“是捞取政治资本”。邓小平的名字在遵义会议会议室的说明牌上被打上黑叉，他的照片也从陈列室的墙壁上被摘掉了。 对于造反派批判邓小平“篡改历史，硬将自己塞进遵义会议”这一点，邓小平本人始终没有承认。1973年，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等待中央分配工作，一位老干部的孩子去看望他，在谈话间提到了这件事。邓小平不无感慨地说：“遵义会议，我参加了就是参加了，没有参加就是没有参加。我一生的历史已经够光荣的了，参加遵义会议也增添不了我一份光荣，没有参加遵义会议也抹杀不了我一份光荣。”这些话无疑是对那些诬陷者和误传谬说的有力回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史学界为证实邓小平是否出席了遵义会议，查阅了大量有关的历史档案，还访问了遵义会议的参加者杨尚昆、李卓然、陈云、伍修权等人。邓小平本人也答复过有关单位的询问，据《邓小平年谱（1975—1997年）》记载，1982年12月10日，邓小平阅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并作出批示：“遵义会议的细节我也记不清了，‘鸭鸡’应是‘溪’。”“鸭溪”是贵州一个地名，遵义会议后不久，鉴于战争环境瞬息万变，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统一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经过有关部门细致深入的调查研究，众多材料证明邓小平确实参加了遵义会议。1980年，中国革命博物馆、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