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日本跨党派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年轻议员代表团结束北京之行。就在代表团准备离开中国之际，中方再次把话说得十分明确。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9月14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彬已经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 中方在会谈中强调了三句话：第一，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第二，日方应当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第三，希望日中议联继续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发挥自身作用，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这三句话，实际上已经把当前中日关系为什么困难、责任在哪里、接下来怎么办？说得非常清楚。这次日本代表团9月13日抵达北京，15日结束访问，共有8名来自日本不同政党的年轻国会议员参加。团长高村正大来自自民党，其他成员分别来自中道改革联合、日本维新会等。 这种“跨党派+年轻议员”的安排，本身就说明，日本政界正在尝试恢复过去一段时间明显减弱的对华沟通渠道。 9月14日，日本代表团与刘彬进行了约两个小时的会谈，议题涉及双边沟通、在华日本人安全以及经贸等问题。当天，他们还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会面。高村正大会后称，这是两国长期交流遇冷之后迈出的“一大步”，他感觉中方没有关闭对话大门。 这句话并没有错。中方从来没有说中日之间不能对话，也没有拒绝日本正常的政界、经济界和民间交流。问题在于，对话渠道打开，与中日关系真正恢复，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现在中日关系真正卡住的地方，并不是缺少访问，也不是双方没有人愿意见面，而是政治基础出现了问题。 去年11月，高市早苗公开把所谓“台湾有事”与日本的“存立危机事态”挂钩。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已经不是普通的外交表态，而是直接涉及日本是否可能以军事方式介入台海问题。 台湾问题涉及中国核心利益，也直接关系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在这一问题上，中方长期强调，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中的相关承诺不能被架空，更不能一边承认既有政治文件，一边在现实政策中不断突破边界。 因此，现在日本议员来了一批，本月底日本经济界还准备再来一批，但这并不意味着最关键的问题已经解决。日本前外相岩屋毅计划在9月27日至30日率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访问北京。日本经团联、关西经济联合会等经济团体，也有进一步恢复对华交流的意愿。 中日经济联系仍然很深，两国企业在制造业、供应链、零部件、消费市场等领域存在大量现实利益。政治关系持续紧张，最终一定会传导到人员往来、市场预期和企业决策。所以，日本经济界希望降温，部分议员希望恢复沟通，并不奇怪。 但日本现在主要在做的是“外围修复”，而中方要求解决的是“核心问题”。日本议员可以访华，企业可以来谈合作，地方和民间交流也可以继续恢复，可这些力量都无法替代日本政府作出正式政治选择。说得更直接一些， 高市早苗在台湾问题上造成的问题，不可能靠几个议员来北京访问就自动消失，也不可能靠经济界加强交流就绕过去。 这也是中方三句话中最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句话是在定性，明确告诉日方，中日关系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 第二句话是在明确原则。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不是一般性的外交表态，而是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政治基础。日本如果希望改善关系，就需要回到这些原则上来。 第三句话则给日本国内愿意推动中日关系改善的力量留出了空间。中方没有否定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相反，希望他们继续发挥作用，但这个作用不是代替日本政府解决问题，而是推动日本政界形成更加理性的对华认识。 这也说明，中方现在对日本不同政治力量进行了比较清楚的区分。对于愿意沟通的人，可以谈；对于希望推动经贸合作的人，可以交流；但对于涉及台湾、历史和安全等重大原则问题，中方的要求并没有因为人员往来增加而降低。 日本国内也越来越清楚这一点。此前，多名研究中日关系的日本学者就指出，如果日本最高层没有明确释放调整信号，那么议员和企业代表团即使能够恢复一些沟通，也很难推动关系出现实质性突破。 原因并不复杂，外交关系不是单纯靠“见面次数”决定的，而是要看双方最核心的政治关切能不能得到处理。如果最高层态度不变，那么议员外交最多只能防止关系进一步失控，很难真正改变大局。 这次访华结束之后，中方留下的三句话，既是提醒，也是条件。关系要改善，渠道很重要；但比渠道更重要的，是原则。 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