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史浩如烟海，担得起“良史”二字者凤毛麟角，而又以“前四史”为代表。何为良史？孔子评价董狐为“古之良史”时，用了“书法不隐”四个字。这里的书是“书写”之意，法是“方法”之意，四字相连，就是写历史应遵循着秉笔直书的方法，不隐瞒、不避讳。 但人非全知全能，历史书写也不可能达到纤毫不遗的程度，在众说纷纭、史料残缺的客观背景下，史家应该如何取舍？孔子的选择是将“书法不隐”推向了另一个高度，那就是“一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 孔子作为春秋笔法的开创者，下笔有褒善贬恶之义：当说而不能说的，便“忌讳不书”；不能说而当说的，则“推见至隐”。可见，史书都是被选择、裁剪的作品，孔子的《春秋》如此，司马迁的《史记》如此，陈寿的《三国志》不仅如此，而且犹甚。 原因很简单：《三国志》叙述的是曹魏、蜀汉、孙吴纷争鼎立的历史，天下一分为三，九州无天命，正如世无孔子，谁能定是非之真？当时的知识分子遵循各自内心的判断，当然会各异其说。然而，《三国志》成书于晋，晋朝有既定官方的话语体系，在高压的政治氛围下，陈寿当然不得不把孔子的春秋笔法推向极致了。 《三国志》“忌讳不书”的一面，在于晋的天命来源于曹魏，陈寿必须以曹魏为正统，因此对于曹魏及曹氏的过失，就不得不回护。而“推见至隐”的一面，在于陈寿自己有好恶与坚持，他无法明言内心对蜀汉尊重与同情，只能通过诸多曲笔加以暗示。比如，在曹魏开国君主曹丕的《文帝纪》中，只收录了汉献帝的一封禅让诏书；可是在描写刘备的《先主传》中，却堂而皇之地收录了群臣的的两封劝进表文。若说讳言曹魏之败是迫不得已，那暗扬刘备之正目的为何，就不言而喻了。 人们劝学时常常引用“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其实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书”与“不书”，都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一本书，要看到文字中被书写的部分，更要看到不被书写的部分，“取而书之”谓之“笔”，“舍而不书”谓之“削”——看出了笔削的春秋笔法，这才是真读懂了书。 对于写者而言，春秋笔法是一种义务，元代赵汸《春秋属辞》中说孔子作《春秋》，正是用笔削“以寓其拨乱之志”，有书有不书，才能互显其义。而在后世史家笔下，这种春秋笔法不仅仅是取舍，还发展出了曲直、显晦、有无、虚实等多种技巧，唯此方面体现微言大义。但对于读者而言，这无疑增加了阅读难度，因为书中的“大义”不能说破，都在字面意思之外，否则“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看懂《三国志》已书之历史已经困难，看懂其未书之历史就更难上加难。 《构建〈三国志〉》，恰在《三国志》的“书”与“不书”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 《构建〈三国志〉》，黄粱著，中华书局2026年8月出版，460页，62.00元 陈寿的显晦：讳笔何以杀人诛心 以魏晋嬗代事举例：陈寿在《高贵乡公纪》中没有在明面上书写曹髦被司马昭、贾充、成济弑杀的经过，是因为他无法质疑司马氏的合法性，于是只好匆匆一笔“（甘露五年）五月己丑，高贵乡公（曹髦）卒，年二十”——读者在此，完全不知道曹髦如何而死。 但是，陈寿偏偏在该纪后文中，借郭皇后的一份令文中，书写了曹髦遇弑的经过：“（曹髦）直欲因际会举兵入西宫杀吾，出取大将军……与左右杂卫共入兵阵间，为前锋所害。”郭皇后的令，是披露曹髦“罪行”的，陈寿此举看似也在指责曹髦之过，却赤裸裸地通过官方诏令彰显了司马昭弑君的事实。又因为事迹出于官方诏书，这一弑君之举，可信度甚至要比直接书写更强。 最后，陈寿甚至直接搬出了司马昭的奏章，其中有“（曹髦）率将从驾人兵，拔刃鸣金鼓，向臣所止：惧兵刃相接，即敕将士不得有所伤害，违令以军法从事。骑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成）济，横人兵阵伤公，遂至陨命；辄收济行军法”的文字——这何止是全程“直播”的司马昭的罪行，还将司马昭将罪责全归于成氏兄弟的丑行一道公之于众。这样的写法比直接陈述更要凌厉，偏偏字面上引用的都是晋代官方承认的史料，毫无瑕疵。 陈寿在《高贵乡公纪》中用了一千多字的“奢侈”篇幅，写下曹髦在甘露元年夏四月于太学与诸博士讨论《易》《尚书》《礼记》的详细对话，这在以简练著称的《三国志》中非常罕见。陈寿的用意，自然是凸显曹髦的好学。稍后成书的孙盛《魏氏春秋》中，曹髦被时人评价为“才同陈思，武类太祖”，这种文比曹植、武比曹操的赞誉几乎将曹髦捧到了三国第一人的境界，而对曹髦的颂扬氛围，陈寿《三国志》明显是功不可没的——后人愈高看曹髦，自然愈憎恶司马昭，这就是来自顶级史家的杀人诛心。 但对司马氏的羞辱还没有结束。在《三少帝纪》的传评中，陈寿是这么写的：“古者以天下为公，唯贤是与。后代世位，立子以适……明帝既不能然……终于曹爽诛夷，齐王替位。”这一句话，表面上是在感叹魏明帝曹叡不能在支系宗室中选用贤能，却传位给幼儿曹芳，这才导致曹爽被司马懿诛灭、曹芳被司马师所废，事实上则暗指了晋武帝司马炎坚决传位于才智堪忧的司马衷，而拒绝传位给弟弟司马攸之事的史实。陈寿不能明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