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2月初,山东东阿、东平一带,日军第59师团第54旅团正在进行大规模“扫荡”,榎本末吉随队进入一个偏僻村庄。北风刮得很紧,村中却异常安静,几乎听不见鸡鸣犬吠。 春节临近,农户门上还贴着红纸和“喜”字。对村民来说,那是过年的盼头;对侵略者而言,却成了搜掠途中一闪而过的背景。村里的人大多已经躲避,留下的只有老人和无法远行的百姓。 榎本末吉带着一名新兵,盯上了一座紧闭院门的房屋。新兵抄起扁担,很快撬开了大门。门板倒地,近七十岁的老太太踉跄着走出来,嘴里急切地说着中国话。 她想表达什么,两个日本兵并不在意。 榎本末吉跨过门板,命令新兵搜查各个房间。屋内没有金银,也没有他们期待的粮食,他便抡起木棍砸向水缸。水缸碎裂,清水流了一地,原本就不宽敞的屋子顿时一片狼藉。 不久,新兵抱出几个带枣的红白馒头,仿佛完成了什么功劳。榎本末吉让他把馒头放到桌上,自己则继续翻找。值得一提的是,侵略军的“扫荡”并非单纯的军事搜索,抢粮、毁屋、抓人,往往同时发生。 老太太始终跟在榎本末吉身后。她的神情让对方起了疑心。院角有一间快要塌掉的小屋,里面堆着杂物和碎稻草。榎本末吉拿起长木棒,朝稻草堆反复捅去。 稻草在动。 他立刻判断里面藏着人,而且很可能是一名年轻女子。老太太扑上来抱住他的腿,拼命哀求。她说了很多话,却无法阻止一个已经失去人性的侵略者。榎本末吉将她踢倒,扒开稻草,拽出一名十八九岁的姑娘。 姑娘身材矮小,衣服和头发上沾满草屑。她脸色发白,身体不停发抖,既不敢呼喊,也无力挣脱。可她的眼神并没有顺从,恐惧之中,仍然带着清楚的憎恨。 老太太再次爬向前,额头不断叩地,双手死死抓住榎本末吉。姑娘也哭着护住老人。榎本末吉恼怒之下,捡起地上的水罐砸向老太太,罐子碎裂,鲜血从额头流下。 这段经过,后来被榎本末吉写进给妹妹美代子的信中。他承认,自己在老太太的咒骂和姑娘的哭喊声中实施了暴行。新兵听到动静跑来时,他又把对方支开,只让其赶紧搬走桌上的馒头。 这种细节之所以刺目,正在于它没有所谓战场上的正面对抗。一个老人、一名姑娘、几个馒头和一间破屋,构成了侵略战争最真实的切面。武器掌握在日军手中,村民连保护家人的能力都被剥夺,所谓军纪和“正义”,在暴行面前只剩下赤裸裸的掠夺。 离开村庄时,榎本末吉一行放火焚烧房屋。干燥的草屋顶遇风即燃,火势很快蔓延。对他们而言,这是撤离前的惯常处理;对村民而言,却意味着住所、粮食和生活痕迹一并被毁。 榎本末吉后来在信中写道,自己寄回日本的钱,并不是靠节省烟酒积攒而来,而是从侵略战争中的抢夺、盗窃中得到。他曾把这些钱当作让妹妹生活宽裕的手段,后来才意识到,那些钱上沾着中国百姓的血和悲痛。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第59师团在朝鲜被苏军缴械,榎本末吉随部队成为战俘。10月以后,他被送往西伯利亚服劳役,后来又由苏方移交中国,关押于抚顺战犯管理所。 在管理所接受审查和教育期间,榎本末吉逐渐承认侵华战争并非他过去相信的“为日本人民而战”。他向妹妹讲述这件事,并非为了替自己辩解,而是承认那些曾被军人掩盖、被宣传包装的罪行。 1956年夏天,榎本末吉与一批日本战犯被遣返回国。那封写给妹妹的信,留下了一个普通士兵如何在侵略机器中参与暴行,又如何在多年后面对自身罪责的记录。信中的村庄、老人和姑娘,没有被战争的喧嚣掩去。 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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