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冬，北京的寒意已经很重。文化部大楼里，许多干部和文艺工作者却在等待一个答案：中央究竟会派谁来主持这个情况复杂、问题集中的部门？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人事调整。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逐步展开，文化领域却牵涉面广，积累的问题也多。干部队伍如何恢复秩序，文艺创作如何重新活跃，许多事情都不能只靠发文件解决。 不少文化界人士曾通过王震反映情况，希望中央考虑由黄镇出任文化部部长。这个建议传到叶剑英那里后，叶帅很快表示认可，并将黄镇的名字正式推荐上去。 叶剑英看中的，不只是黄镇的资历，更是他的经历。黄镇既有部队政治工作的经验，也长期负责外交工作；他本人还懂美术，早年曾从事宣传和艺术创作，对文化界并不陌生。 但难题也摆在面前。新中国成立后，黄镇几乎一直在外交战线上工作，先后担任驻匈牙利、印度尼西亚大使，后来又参与重要外交活动。让一位资深外交干部转任文化部长，能不能适应，中央需要听听他本人的意见。 其实，黄镇并不是天生的外交官。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干部极为缺乏，许多军事干部和地方干部都被调入外交部门。1950年初，黄镇接到调令，前往外交部报到，他和朱霖都没有料到自己会走上这条道路。 当时，黄镇、耿飚、谭希林、倪志亮等人住在新华饭店，接受系统培训。大家有战场上的经验，却不熟悉国际法、外交礼仪和谈判规则。毛泽东曾指出，过去熟悉的工作暂时少了，陌生的工作却逼着大家去学，必须把不懂的东西学会。 这段经历，对黄镇影响很深。八个多月的学习，使他明白，换一个岗位，不能只凭过去的声望，更要迅速掌握新工作的规律。后来出任大使，他正是靠着这种肯学、肯钻研的劲头打开局面。 1950年6月13日，黄镇被任命为驻匈牙利大使。面对完全不同的工作环境，他没有把自己只当作一名带有军队背景的干部，而是主动了解当地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努力同各界人士建立联系。 1954年，黄镇转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那时，中国打破外交封锁、扩大国际交往，需要同亚洲国家加强合作。黄镇十分重视文化交流，推动两国在艺术、教育等方面增进了解。多年外交实践，让他逐渐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外交干部。 1961年4月，黄镇出任外交部副部长。周恩来曾评价他任务完成得很好，是一位好大使。此后，他还担任驻法国大使，并在中美关系打开新局面时承担重要外交任务。外交岗位上的长期历练，使他熟悉复杂环境，也见过各种局面。 正因为如此，1977年12月，李先念和华国锋一起找黄镇谈话。面对中央的调动，黄镇却有些犹豫：“我建国以来一直做外交，对文化工作不熟悉，怕辜负中央的信任。” 华国锋没有绕弯子，直接说明了中央的考虑：“我们想来想去，还是非你不可。文化部情况复杂，我相信你镇得住。” 这句话分量很重。所谓“镇得住”，不是靠脾气压人，而是要有足够的政治原则、工作威信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黄镇长期在军队和外交部门工作，既懂组织纪律，也有同不同方面打交道的经验，中央看重的正是这一点。 黄镇沉默片刻，答应下来：“好，我干。” 1977年12月6日，中共中央任命黄镇为中央宣传部第一副部长兼文化部部长、党委书记。12月14日，他正式到文化部上班。新官上任，他没有急着作报告定调，而是把摸清情况放在前面。 黄镇常讲“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到各处了解干部情况，也听取文艺工作者的意见。每逢星期六，他安排时间接待来访人员。后来要求见面的人越来越多，只能实行预约，但这项做法仍坚持了下来。 有意思的是，文化部内部很快流传开一句话：“黄镇当部长了，没什么架子，有问题可以找他。”这不是刻意摆出的姿态，而是他处理问题的一种方式。对基层意见，他不满足于听汇报，还要追问事情怎样发生、卡在哪里、谁能够解决。 在中央部署下，文化部逐步整顿领导班子和工作秩序，推动文艺界恢复正常工作。黄镇没有把任务简单理解为清理旧问题，而是强调干部学习、总结经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努力从思想和制度两方面改变部门面貌。 1980年，中央决定重新设立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黄镇调任主任，离开文化部。临行前，他仍专门谈到文化部门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选配问题，认为主要负责人的选择关系到整个文艺战线的工作成效。 从外交部长到文化部长，黄镇经历的并非一次普通转岗。中央把他放到文化部，正是因为这个部门既需要熟悉文化的人，也需要能够坚持原则、驾驭复杂局面的负责人。叶剑英的推荐，华国锋的那句“非他不可”，背后都是对这段经历的判断。 特别